硕士毕业已不是范进中举

河北阜平县近日出了一则新闻:41岁的中国近现代史硕士研究生苗卫芳毕业后,找不到工作回乡务农,曾以其为骄傲的老父服毒自杀,幸亏被抢救过来。

    高龄研究生,学的专业也非热门,出自农村,没有丰富的人脉,找不到工作,这在当下不算什么新闻。因为其父的服毒,这事才引起社会关注,够辛酸的。

    一 篇报道这样描述出苗卫芳的尴尬状态和心中的纠结:“苗卫芳虽有一些耕读情结,但这只是他的权宜之计,他的理想是找到‘铁饭碗’。”作为中国近现代史专业的 研究生,他应明白,传统的“耕读文化”和“耕读秩序”在当下不可能存在,最根本的原因是权力和资本对社会资源配置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,广大乡村在政治、经 济、文化、教育、医疗和人力资源等诸多方面,和城市相比处于绝对的弱势,乡村已经成了一只被挤干的柠檬。在如此情形下,怎么可能维持一种能自我生发自我调 整的文化和秩序?

    在1905年废科举以前,乡村长期储备一些精英,一部分是退休的官员,一部分是考上秀才或举人但未能当官的士人。这些人是 乡绅阶层的主力,他们一方面维护乡村秩序,另一方面身体力行用文化陶冶乡村。传统乡村的秩序、文化、建筑甚至经济活力与城市比,并不逊色,不能不说归功于 这些留在乡村的读书人。

   科考竞争的残酷性,保证了“功名”的稀缺性,因而一乡或一族,出一两个秀才就不得了,若出一个举人,乡人皆尊称其为 “老爷”。正因为稀缺,其学识加上官府权力的背书,使其具有身份的特殊性,可确保其生活状况优于一般乡民。这一点,看《儒林外史》中“范进中举”一幕就可 知,一个老书生一旦中举,身份就发生了根本变化。晚清重臣左宗棠中举后,多次会试落第,后归隐山村过着半耕半读的生活。但若无举人身份,他的“耕读生活” 不可能那么舒适。即便只是一个秀才,在乡村因有书本知识方面的优势,可以办私塾教孩子,总强过一般农民。

   在刚恢复高考时,大学毕业生因为“稀缺性”,还具有某种身份上的优势,因此政府方面才为这种身份做担保,具有大学生、研究生“身份”的就有“铁饭碗”。而自1999年大学扩招后,这种稀缺性已不存在了。

    也 由于中国社会城市化进程迅猛,除公务员外,其他职业越来越不具备身份性而走向契约性了。文凭,仅仅只是一个门槛而不是决定性因素。各行各业也越来越强调专 业性了,这也是苗卫芳应聘老师失败的原因。教师,除需要相当学历外,其教书的职业技能非常重要。而且包括公务员在内,任何一个单位对人才引进有成本和收益 的考量,除非某方面特别突出,引进来可以给本单位带来现实利益,否则很难让他们要一个41岁的硕士。这是市场经济中理性的计算,虽然有些残酷。

    我 认为,教育行政部门之所以对考大学和考研究生不再做年龄限制,一个重要因素是,政府不再为拿到学位的人做担保。古代科考,只有进士必须授官,而三年一次的 会试,录取的比例很小,有年龄限制的话,官府依然可以用权力担保这些人的富贵。而今天的大学毕业生、硕士甚至博士数量庞大,政府只能将这些人推向人才市 场。

   在这种情形下,高龄人士再去读大学和念研究生,只能为圆一个梦,或纯粹出于学术上的志趣。如果高龄大学生或研究生希望拿到一纸 文凭,从而彻底改变自己的命运,那是不现实的。比如,金庸年逾八旬,去剑桥大学念博士,显然纯为寻梦。那些四五十岁的公司老板去念MBA,也多为财富镀一 层亮色。

   作为一个成年人,苗卫芳首先应该认识到,拿到一个硕士学位只能证明他超越了自己的过去,硕士这种“身份”是没多大意义的。要在职场有所收获,除非能证明自己确实有出众的专业技能。

    但 苗似乎没有认识到这一点,他参加了阜平县在编教师招考,并表示:“期望这次考出好成绩,实现心中的梦想——铁饭碗,完成第二版长篇小说《二月兰》的出 版。”他应该充分估计竞争的残酷性,只能要求得到公平对待而非特殊待遇。而且,一部书是否出版,作者的主观意愿并不重要,重要的是这部书能否让出版机构觉 得能带来经济收益或良好的社会影响,这和人才市场的道理一样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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